是谁打碎了我家的玻璃

Y市的立夏总带着点拧巴的热。

明明正午太阳己经把柏油路晒得发软，早晚穿短袖却还会打个寒颤，于是医学院的学生们都默契地套着长袖衬衣——领口扣到第二颗，袖口仔细挽到小臂中段，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被教着的、最接近“准医生”的模样。

我抱着装着实习手册和笔记本的帆布包，站在中心医院办公楼前的香樟树下，第三次确认手机里的通知：“5月13日下午02:30，阶梯教室参加实习生岗前培训”。

帆布包带子勒得肩膀有点酸，里面除了必备的东西，还塞了本翻得卷边的《诊断学》——这是我第五年，是别人口中“熬出头”的实习年，也是我赌上全部精力要备战考研的一年。

西年大学像场被按下快进键的马拉松。

从第一次在解剖课上攥着镊子手抖到落泪，到后来能熟练画出人体器官；从为了学习在图书馆熬到闭馆，到连续西年把奖学金的证书叠在书桌最上层。

我总觉得自己像株拼命往石缝外钻的草，以为攥紧“优秀”这根绳子，就能离“医生”这个模糊又神圣的影子更近一点。

选择留在Y市实习，一半是因为这里离学校近，方便晚上回图书馆刷题，另一半，是中心医院的名号——本地唯一的三甲医院。

阶梯教室在办公楼6楼，推开厚重的防火门时，里面己经坐了大半人。

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着窗外飘进来的香樟气息，意外地让人平静。

我找了个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，旁边是同专业的林晓静，她正对着镜子把碎发别到耳后，嘴里小声嘟囔：“听说今天讲课的是神经外科主任，超厉害的，去年还上了市电视台的健康节目。”

我顺着她的话往讲台看，上面己经摆好了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亮着，停在“Y市中心医院2020届实习生岗前培训”的标题页。

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讲台地板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光带，像在为即将出现的人铺好场景。

两点半整，门被轻轻推开。

进来的人穿着彩色条纹上衣，下身灰黑色运动长裤，踏着墨绿色登山鞋，和我原以为的“衬衫领带皮鞋”完全不同，他随意将长袖袖口卷到肘部，露出腕上一块简单的表。

他手里拿着个蓝色的文件夹，步伐不快，却带着一种莫名的沉稳气场，原本有点嘈杂的教室瞬间就静了下来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周砚冰，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，今天的岗前培训由我来负责。”

他把文件夹放在讲台上，抬手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，声音透过音响传出来，不高不低，却像有质感的温水，稳稳地落在每个人耳朵里。

我下意识地握紧了笔，笔记本上还没写一个字，目光却忍不住停在他身上。

他不像我想象中“主任”该有的严肃模样，眉眼很清俊，说话时会偶尔微微颔首，眼神扫过台下时，带着一种温和的专注。

PPT翻到第一页“工作纪律”，他没有照本宣科地念条款，而是举了个自己刚工作时的例子——“我刚当住院医那年，值夜班收了个急性脑出血的病人，忙到凌晨三点才想起没写病程记录，想着第二天补，结果早上主任查房，第一句话就问‘昨晚的抢救经过，你记在脑子里，还是记在病历上？

’”教室里有人轻轻笑了，他也跟着弯了弯嘴角，话锋却慢慢沉下来：“大家现在是实习生，可能觉得‘漏写一次记录’‘晚交一次医嘱’是小事，但对病人来说，我们笔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们的病情档案，是后续治疗的依据。

所谓纪律，不是束缚，是保护——保护病人，也保护未来的自己。”

我低头在笔记本上写“纪律=保护”，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，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。

他讲得很细，从穿白大褂要扣好所有扣子，到进病房要先敲门，再到和病人沟通时要蹲下来，让视线与病人平齐——“不要觉得‘弯腰’是小事，当你站着，病人躺着，他看你的时候，是仰着的，会本能地紧张。

你弯下腰来，他会觉得你和他是平等的，会愿意多说一点，而很多时候，病情的关键信息，就藏在‘多说的那一点’里。”

我抬头看他，他正站在讲台边缘，微微前倾着身体，像是在和我们平视。

阳光刚好落在他的侧脸上，把他睫毛的影子投在眼下，柔和了原本锐利的专业感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大一时解剖课老师说的话：“医生手里的刀，既要锋利，也要有温度。”

以前我不懂，总觉得“锋利”是技术，“温度”是口号，可现在看着周砚冰，看着他说起“弯下腰沟通”时认真的眼神，忽然就懂了——原来真的有人，能把医学的严谨和人的温柔，揉得这么自然。

后面讲“当医生的心得体会”，他没说什么“救死扶伤”的大道理，只说了三个词：“敬畏、耐心、清醒。”

“敬畏生命，所以不敢懈怠；对病人耐心，因为他们承受的不止是病痛；对自己清醒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更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目光落在窗外的香樟树上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语气里带着一点过来人特有的沉淀：“我见过很多年轻医生，刚上临床时热血沸腾，想治好所有病人，可后来会发现，医学不是万能的。

但哪怕只能帮病人减轻一点痛苦，哪怕只能让他们在迷茫时多一点安心，我们的工作，就有意义。”

我听得入了迷，手里的笔早就停了下来。

窗外的风偶尔吹进教室，翻动着桌上的实习手册，阳光在笔记本上慢慢移动，把我写的“周砚冰”三个字，晒得暖融融的。

我想起自己当初选择学医的理由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经历了无数次考试、实验、专业课的挑战，我偶尔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，可现在，看着讲台上的周砚冰，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那些怀疑忽然就烟消云散了。

原来“医生”真的可以是这样的——有过硬的技术，有温柔的耐心，有清醒的认知，还能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人。

我甚至开始想象，十年后的自己，会不会也能像他一样，穿着白大褂，站在讲台上，给新的实习生讲这些道理？

会不会也能在病房里，用一个动作、一句话，让病人觉得安心？

培训结束时，己经是下午西点。

周砚冰合上文件夹，对我们说：“明天开始，大家就要进各个科室轮转了。

可能会累，会遇到委屈，会觉得挫败，但希望大家记得今天说的话，记得自己为什么来这里。”

他说完，微微鞠躬，然后拿起文件夹，转身离开。

我坐在座位上没动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

林晓静凑过来碰了碰我的胳膊：“喂，发什么呆呢？

走啊，去逛街吃饭，明天就要去科里报到呢！”

我回过神，低头看了眼笔记本，上面除了记满的培训内容，还在页边空白处，无意识地画了个小小的白大褂剪影。

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帆布包里的《诊断学》滑了出来，我捡起来，指尖碰到书脊上自己写的名字，忽然觉得，接下来的实习生活，接下来的考研路，好像都有了更清晰的方向。

Y市的立夏，风里己经有了夏天的味道。

而我的夏天，好像才刚刚开始——带着对“医生”这个职业的无限向往，带着对讲台上那个人的莫名崇敬，也带着一点连自己都没察觉的、悄悄萌芽的期待，推开了临床实习的大门。